陳金龍：近代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多維闡釋

??凸顯領袖人物民族復興思想的先導作用和歷史地位。思想是因人而產生、因人而存在的，特別是領袖人物的思想對歷史發(fā)展有巨大影響。在探索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過程中，孫中山先生最早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將趕超西方作為民族復興的目標，視民族精神為民族復興的根本保證；李大釗同志提出“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造”和“中華民族之復活”思想，對民族復興道路作出了選擇；毛澤東同志對民族復興的內涵、進程、路徑進行了深入思考和設計，并領導黨和人民從實踐上為實現民族復興創(chuàng)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锻ㄕ摗穼χ腥A民族復興思想的演進歷程進行了具體考察，體現了中國革命先行者、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中華民族復興艱辛探索的先導作用。這些探索極具思想啟蒙意義，成為近代引領中華民族復興實踐的思想指南。

??縱向歷史考察與橫向專題研究相結合。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生成和演進具有過程性和階段性，民族危機加劇之時，往往是民族復興思想勃發(fā)之時?！锻ㄕ摗分攸c考察了甲午戰(zhàn)爭前后、五四運動時期、九一八事變后、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興起和演進，初步勾勒了中華民族復興思想萌發(fā)、形成、發(fā)展的歷史過程，揭示了時代發(fā)展與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演進的內在關系。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最為關注的問題。《通論》通過對民族自信力與民族復興、文化復興與民族復興、民主政治與民族復興、歷史教育與民族復興、民族復興與歷史書寫等問題的討論，再現了近代以來特別是抗戰(zhàn)時期關于中華民族復興討論的歷史場景，展現了中國知識界的歷史洞察力和思想前瞻性。民族復興與諸多因素相關，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精神的凝聚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前提條件?！锻ㄕ摗烦尸F了抗戰(zhàn)時期中國知識界在民族復興話語下對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意識等問題的討論，并闡釋了民族復興話語下的讀書活動，彰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擔當。經世致用是中國的學術傳統(tǒng)，抗戰(zhàn)時期中國知識界也堅持學術研究服從和服務于民族復興這一現實。比如，知識界在反思新文化運動時期“整理國故”運動的基礎上，開始轉向“國故整理”，力圖通過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和文化的發(fā)掘和闡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建設民族新文化，抵抗日本侵略，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這些研究拓展了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研究的空間，闡釋了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深刻學理和哲理。

??史料發(fā)掘和史論創(chuàng)新相結合。思想史的本質是思想生成、思想演進的歷史，研究思想史，首先要發(fā)掘和占有盡可能豐富的史料，基于史料才能對思想作出客觀分析和評斷，否則只能是空泛之談，難以形成有說服力的論述?！锻ㄕ摗钒l(fā)掘了大量學術界關注較少的報刊史料，呈現了一些以往學術成果鮮有涉及的歷史事實和歷史細節(jié)。同時，基于歷史文獻，《通論》對近代以來各時期、各代表性人物的民族復興思想進行客觀評價，將思想呈現與思想闡釋、思想評價結合起來，增強了全書的學術性和學理性。

??歷史意識和現實關切相結合。歷史、現在、未來是相通的，研究歷史的目的在于觀照現實、啟迪未來。選擇中華民族復興思想進行研究，體現了歷史意識和現實關切的有機結合。同時《通論》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從四個現代化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從“兩步走”“三步走”到“兩個一百年”、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內容，對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承接、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進行了簡要梳理，體現了強烈的現實關懷，實現了近代與現代、歷史與現實的有效貫通。

??總的來說，《通論》是一部思想性和學術性、歷史性和現實性、繼承性和創(chuàng)新性兼?zhèn)涞闹鳎罨藢χ腥A民族復興思想的研究，對于新時代新征程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

??（作者：陳金龍，系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2025年02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