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艷玲：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對外黨際關系思想的演變

習近平指出，黨的對外工作是黨的一條重要戰(zhàn)線，是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長期主管中共對外工作的中央領導人，鄧小平曾親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斗爭，在黨際交往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鄧小平根據以往處理黨際關系的經驗、對國際形勢的新判斷以及改革開放的需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縛，對黨際關系進行了新的思考，形成新型黨際關系思想，確立了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為新時期中共對外工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政策基礎。關于這一問題，中共黨史學界和中共對外工作職能部門已有不少梳理，但主要是從總體上總結鄧小平對外黨際關系思想的基本特點，尚缺乏對這一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發(fā)展變化的具體闡述和分析。本文將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對外黨際關系思想置于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和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分三個階段進行梳理和分析，展現其在不同階段的內容特點和整體貢獻。

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黨際關系思想的撥亂反正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中蘇關系逐漸惡化以及國內“左”傾指導思想不斷發(fā)展，中共在對外交往中“以我劃線”“以蘇劃線”，與蘇共等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的共產黨、工人黨關系逐步惡化。“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隨著黨和國家工作中心逐漸轉移，中共與一些國家共產黨的關系得以恢復或調整。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開始思考如何對待國際共運中的爭論、如何處理黨際關系等問題。在此基礎上，中共對外工作逐漸走上正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隨著黨的工作中心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中共對外工作的主要任務變成為國內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雖然鄧小平此時仍認為世界很不安寧，存在爆發(fā)戰(zhàn)爭的危險，但他對戰(zhàn)爭迫在眉睫的判斷開始出現變化。1979年3月19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央軍委科學技術委員會關于調整規(guī)劃的匯報時指出：“世界大戰(zhàn)十年內打不起來，不必那么急?！边@一時期，他反復強調，“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怎樣延緩戰(zhàn)爭的爆發(fā)，爭取比較長時間的和平”。因此，中共在對外交往中一些不合適的思想及做法亟須調整。

國際共運史上曾有一些教條主義的思想和做法，如較多地強調統(tǒng)一和服從“國際中心”，忽視各國黨的獨立自主；過分強調超越各國具體情況的共同規(guī)律，忽視各黨在具體條件上的差異；把一國一黨的經驗教條化、模式化，干涉別國內政；等等。這些思想和做法嚴重損害了各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某些問題在中共身上也有所體現。此外，中共還存在著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簡單理解為無償支援兄弟黨的一切革命活動的認識，以及“以我劃線”、過于看重意識形態(tài)分歧等做法?！拔幕蟾锩背跗冢軜O左思想干擾，中共在對外關系方面貫徹“支援世界革命”“支左反修”的方針，對外交往形式和內容嚴重扭曲，范圍大大縮小，國際形象受到很大損害。

這一時期，為了糾正以往的錯誤方針和政策、為現代化建設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鄧小平在恢復和發(fā)展同外國政黨關系的過程中，擺脫“左”的思想束縛，對于黨際關系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關于如何看待黨際關系的歷史。鄧小平承認過去在處理同兄弟黨關系時有錯誤，提出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不回避爭論和矛盾，同時要不計前嫌，不糾纏歷史舊賬，一切向前看。1977年8月至9月，南斯拉夫總統(tǒng)鐵托訪華，鄧小平在會見鐵托時指出，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一切向前看。1980年4月，他又在會見來訪的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貝林格時說：“過去吵架沒關系，有不同意見不要緊，總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雙方都把問題講清楚，有些問題要通過實踐加以檢驗。過去許多爭論，并不是我們講的都是對的。我想你們認為自己講的也不一定都對。把問題說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說三句話：一是過去的一切一風吹；二是當時有些問題我們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錯誤；三是我們雙方統(tǒng)統(tǒng)向前看?！?/span>

關于如何評價別國黨的功過。鄧小平認識到，不應以固定模式或一黨一國的經驗來判斷和評價別國黨的功過是非。1980年5月，他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人民的覺悟有高有低，國內階級關系的狀況、階級力量的對比又很不一樣，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最了解那個國家情況的，畢竟還是本國的同志。”“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嘛！”同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西班牙共產黨代表團時指出：“任何國家的事情只能由那個國家的馬列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自己去判斷，犯錯誤也是他們自己犯，他們自己去糾正，不要拿我們的觀點、模式強加于人?！笨傊?，“任何一個國家的革命，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的解決，都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尊重各個國家、各個地區(qū)共產黨自己的選擇”。

關于如何區(qū)分黨際關系與國家關系。鄧小平認為，考慮國與國、黨與黨之間的關系時，應該著眼于自身長遠戰(zhàn)略利益，同時尊重對方利益；應該把黨和黨的關系同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區(qū)別開來，黨的關系不應影響國家關系。1977年8月，南斯拉夫黨和國家領導人鐵托擬以總統(tǒng)而非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身份訪華時，鄧小平指示有關部門：在黨的關系上不要縮手縮腳，要敢于并善于打破兩黨關系的僵局，一開始就主動稱呼“鐵托同志”，可以讓南共聯盟中央執(zhí)委會書記多蘭茨和鐵托一起來。對于東南亞國家一直非常關注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共產黨的關系問題，鄧小平表示：“作為共產黨，在道義上不支持共產黨，說不過去?！钡诟鞣N場合反復強調，中國不會輸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謀求勢力范圍，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問題是這些國家的內政，應由其自己處理。1978年11月，鄧小平在泰國出席記者招待會時指出：“就中國來說，把黨和黨的關系同國家之間的關系區(qū)別開來，使這樣的問題不影響我們發(fā)展國家間的友好關系?！备鶕@一思想，中共十二大明確指出：“革命決不能輸出，它只能是各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結果。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始終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敝泄蚕嚓P領導同志努力說服東南亞國家共產黨，指出：“搞革命依靠外援是不可能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口頭上說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在實際行動上輸出革命，不僅使社會主義形象受損失，有關共產黨的形象也不好”。經過幾年的細致工作，中共逐步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為發(fā)展國家關系掃除了障礙。

關于如何處理同兄弟黨的關系。鄧小平認為，黨與黨之間不分大小、強弱、在野還是執(zhí)政，都應該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各國黨應該獨立自主地決定本國的事情，不能由別人來發(fā)號施令。鄧小平指出：“在政治上、道義上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斗爭，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比欢耙粋€國家的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馬克思主義主張國際主義，認為有義務援助其他國家，卻無權控制別的國家，干涉別國內政，剝削別的國家”?！霸谒袉栴}上，意見完全一致是不存在的，即使意見完全一致，表達的方式和程度也會不同?！薄案鲊氖虑?，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fā)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fā)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fā)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薄包h與黨之間的關系是兄弟黨關系，不是父子黨關系”，“國家無論大小，黨無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每個黨有權自己決定自己的問題，解決自己的問題”，“不需要別人指手畫腳”。

關于能否與意識形態(tài)不同的政黨建立關系。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共主要同各國共產黨、工人階級政黨交往，雖然毛澤東曾認為思想和社會制度不同的政黨可以合作，但由于種種原因，中共與非馬列主義政黨并沒有建立關系?！拔幕蟾锩苯Y束后，中共逐漸打破這一局限，開始與意識形態(tài)不盡相同的政黨建立關系。1981年2月，密特朗率領法國社會黨政治代表團訪華，鄧小平會見了代表團，并表示“贊成今后增進相互交流”，兩黨正式建立關系。鄧小平在會見隨密特朗訪華的法國記者時還指出：“所有法國的政治力量我們都愿意接觸?！边@意味著他開始突破意識形態(tài)束縛，主動拓展黨際交往范圍。

在對歷史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思考并展開新的實踐探索基礎上，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處理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我們黨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fā)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系?！边@四項原則還被寫入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成為指導中共與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政黨關系的基本原則。

在鄧小平對外黨際關系思想尤其是黨際關系四項原則指導下，中共對外交往逐漸打開局面，在繼續(xù)保持與朝鮮、羅馬尼亞等國共產黨傳統(tǒng)友誼的同時，積極地、有步驟地恢復和發(fā)展了與一些“老黨”的關系。以恢復與南共聯盟關系為開端，中共相繼恢復了與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關系，與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關系也有初步緩和。中共還與索馬里革命社會主義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委內瑞拉基督教社會黨等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政黨正式建立關系。此外，中共有選擇地同日本、法國等國家的社會黨進行了接觸。對外交往范圍的拓寬，不僅有利于經濟建設，而且有利于開闊眼界、解放思想。

二、中共十二大以后鄧小平對外黨際關系思想的新發(fā)展

中共十二大以后，隨著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提出和國際形勢好轉，為更好地服務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鄧小平繼續(xù)對如何處理黨際關系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在這些思考的基礎上，中共不僅恢復和發(fā)展了同各國共產黨的關系，而且與社會黨等各種類型政黨的關系也有很大發(fā)展。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國際形勢明顯趨于緩和，鄧小平就國際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論斷。關于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1983年3月，鄧小平指出，“大戰(zhàn)打不起來，不要怕”。1985年5月，他在會見約旦-巴勒斯坦聯合代表團時說，“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雖然戰(zhàn)爭的威脅始終存在，但世界上維護和平的力量在發(fā)展，制約戰(zhàn)爭的因素在增長”，“我們爭取一個比較長時間和平環(huán)境是有可能的”。關于時代主題，1985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明確提出，和平和發(fā)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他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zhàn)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fā)展問題?！?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將和平與發(fā)展表述為“當代世界的主題”。這為中共對外工作思路和舉措的新發(fā)展提供了契機。

這一時期，鄧小平的黨際關系思想更加深入和豐富。如果說之前提出若干處理黨際關系問題的準則，主要是為了放下歷史包袱、劃清與國家關系的界限，那么此時鄧小平已經開始思考黨際關系中有關發(fā)展道路、意識形態(tài)等深層問題。他明確提出建立新型黨際關系，確立了新時期中共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和任務。

關于各國黨如何探索本國發(fā)展道路。鄧小平認為，各國黨探索本國發(fā)展道路，一定要從實際出發(fā)，獨立思考，不能照搬照抄，任何他國黨都不能干涉。1982年10月，他在會見法國共產黨中央代表團時指出：“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應當由這個國家的黨自己獨立處理，任何外國黨要說三道四、指手畫腳，肯定會犯錯誤。”1983年4月，在會見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央代表團時，鄧小平強調：“一個國家的革命要取得勝利，最根本的一條經驗就是，各國共產黨應該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黨或老黨都不能以最高發(fā)言人自居?！?989年5月，他在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再次指出：“革命是這樣，建設也是這樣。在革命成功后，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guī)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后，甚至失敗?！?/span>

關于國際共運是否需要革命中心。歷史上，蘇聯黨曾領導國際共運半個多世紀，犯了嚴重的大黨主義錯誤，中共既對此進行過正確的堅決斗爭，也曾錯誤地自稱國際共運中心。鄧小平堅決反對以“老子黨”自居和設“領導中心”。1986年11月，他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指出：“我們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們也不贊成搞什么‘大家庭’，獨立自主才真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1987年6月，鄧小平會見來訪的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在談到黨際關系時，他強調：“我們反對‘老子黨’，這一點我們是反對得對了。我們也不贊成有什么‘中心’。但我們自己也犯了點隨便指手畫腳的錯誤?！编囆∑矫鞔_指出，“這個經驗告訴我們，黨與黨之間要建立新型的關系”。

關于中共如何促進國際共運。鄧小平認為，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發(fā)展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只有把生產力搞上去，才能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于資本主義制度。他指出：“我們的根本問題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信念和原則，發(fā)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為此就必須開放。否則，不可能很好地堅持社會主義?！薄安灰夂吧鐣髁x的空洞口號，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薄叭绻袊獙H共運、對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話，關鍵是生產力的發(fā)展。這種發(fā)展不僅表現在國際上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比重的增加，而且要體現在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優(yōu)越?！薄拔覀円冒l(fā)展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實踐，用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于資本主義制度，讓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認識到，社會主義確實比資本主義好?！编囆∑秸J為：“我們的改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范圍內也是一種試驗，我們相信會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和不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提供某些經驗。當然，不是把它搬給別國?！?/span>

關于如何看待黨際交往中的意識形態(tài)差異。從80年代初起，隨著中共更多地與發(fā)展中國家民族主義政黨及社會黨接觸，鄧小平認識到，意識形態(tài)差異不應成為建立新型黨際關系的障礙。他繼承和發(fā)展了毛澤東有關思想和社會制度不同的政黨可以合作的認識，提出“不要給自己設置障礙，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不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他指出：“過去把自己封閉起來，自我孤立，這對社會主義有什么好處呢？”“要重視廣泛的國際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過程中趨利避害?！?986年4月，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關于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指出，中國“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異同來決定親疏、好惡”。

關于如何處理同外國黨的思想理論分歧。以中蘇論戰(zhàn)為代表，理論分歧問題曾對中共對外工作造成極大影響。對此，鄧小平在1983年11月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時指出，60年代國際共運大論戰(zhàn)時，我們發(fā)表了九篇文章，其中好多觀點是不對的，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判斷國際共運的是非。對于如何處理此類分歧，1984年3月，鄧小平指出：“政治問題上要維持和發(fā)展友好合作的關系。對他們的理論、思想觀點，我們不替他們宣傳。他們自己宣傳什么，主張什么，我們不作評論，不同他們爭論，更不要像過去那樣公開地批評他們。是對是錯，由他們自己去判斷?！?/span>

在鄧小平對外黨際關系思想指導下，中共中央超越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差異，發(fā)展了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理論內涵，擴大了它的應用范圍。1983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fā)中央對外聯絡部《進一步開創(chuàng)黨的對外聯絡工作新局面的基本設想》，提出中共對外工作的一項基本任務是“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和可能與我黨來往的共產黨、社會黨、民族主義政黨及其他進步政黨和組織建立聯系”。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把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愿同自己交往的所有外國政黨，大會報告不再使用“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這一意識形態(tài)限定，而是提出“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fā)展同外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關系”。至此，黨際關系四項原則成為中共開展一切黨際交往的基本原則。

隨著對黨際關系認識的深入以及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中共中央提出黨的對外工作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思想。198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中聯部《黨的對外聯絡工作撥亂反正、開創(chuàng)新局面的情況和體會》的報告。報告提出：“黨的對外聯絡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通過黨的關系，推動國家關系的發(fā)展。黨的對外活動中也要注入經濟因素，主要是通過黨的關系和群眾團體的渠道，促進經濟合作和技術引進等?！贝撕?，中共對外工作更加重視經貿領域的聯絡與交流，發(fā)揮了橋梁紐帶作用。

中共十二大以后，按照鄧小平關于建立新型黨際關系的思想，根據超越意識形態(tài)差異、謀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針，中共發(fā)展了新型的黨際交流與合作關系。

一方面，恢復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共產黨、工人黨的傳統(tǒng)關系。隨著與蘇共關系走向正?；?，中共同古巴、蒙古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黨的關系也實現正常化，與法國、英國、美國等多數發(fā)達國家共產黨，亞非拉地區(qū)一度中斷關系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摩洛哥進步與社會主義黨、巴西共產黨等“老黨”也都陸續(xù)恢復關系。通過調整與各國共產黨的關系，中共進一步改善了自己的國際形象，促進了國家關系的發(fā)展，對外黨際交往進入不斷開拓的新時期。

另一方面，與不同性質的政黨及組織建立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聯系。中共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等新老社會黨開展聯系與交往，與發(fā)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政黨發(fā)展關系，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中翼資產階級政黨開始初步接觸，并與各國民間及國際組織建立聯系。1982年至1989年，以各種形式與中共建立聯系的社會黨由3個增加到40多個，與中共有交往的民族主義政黨由45個增加到110多個。這不僅拓寬了中共在國際舞臺上的活動空間，而且為國家關系的長期穩(wěn)定和健康發(fā)展提供了重要保證，實現了黨際關系的全方位發(fā)展。

三、蘇東劇變后應對黨際關系新挑戰(zhàn)中的新認識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中國國內發(fā)生政治風波，中共與世界各國政黨的關系受到很大影響。面對國內外嚴峻形勢，中共積極應對挑戰(zhàn)，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對外工作指導方針，不斷拓展政黨外交新局面。

1989年政治風波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和經濟“制裁”。與此同時，東歐和蘇聯局勢也出現急劇變化。東歐劇變、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持續(xù)幾十年的東西方冷戰(zhàn)格局宣告結束。這一系列變化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世界范圍內的政黨政治格局及中共的黨際交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由于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的共產黨紛紛下臺，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中，也有一些更名易幟，改變了黨的性質，有的甚至不復存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非洲和拉美地區(qū)出現多黨制浪潮，原蘇東地區(qū)在短時間內成立了上千個新黨，中共黨際交往面臨的局面日趨復雜；許多國家的政黨，包括一些共產黨和社會黨，對中共進行指責、攻擊，甚至中斷來往，給中共開展對外黨際交流造成了很大困難。

面對新情況、新問題，鄧小平準確把握國際國內形勢，反復強調要堅持冷靜觀察、穩(wěn)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yǎng)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對外關系指導方針，并對如何處理黨際關系提出了一些新的應對方針和政策。

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蘇東劇變后，一些人出現了悲觀情緒。對此，鄧小平指出：“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fā)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彼麍远ǖ卣f：“蘇聯東歐的變化，說明我們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薄榜R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絕不會放棄?！薄爸袊纳鐣髁x事業(yè)不垮，世界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就垮不了。”

永遠不稱霸，永遠不當頭。蘇聯解體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希望中共成為社會主義的“柱石”，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政黨也提出要中共當頭，以抵御西方世界的沖擊和壓力。對此，鄧小平及時提醒全黨：“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薄爸袊肋h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彼麖娬{：“切不要打旗，不要去干涉別國的事情。關鍵是自己要搞好，自己搞好了，本身就是對國際共運的貢獻，是對馬列主義的貢獻?！彼鞔_指出，“我們再韜光養(yǎng)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

求同存異，不搞公開爭論和論戰(zhàn)。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中共黨內進行了一場關于如何吸取蘇聯和東歐教訓、防止“和平演變”的討論。討論中出現了要把防止“和平演變”置于優(yōu)先地位的觀點，有人甚至主張再同蘇共搞一場意識形態(tài)辯論。這種意見并未被采納。鄧小平表示：“對戈爾巴喬夫這個時期的所作所為，我們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們沒有必要進行過分的批評?！彼鞔_指出：“不管蘇聯怎么變化，我們都要同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fā)展關系，包括政治關系，不搞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

堅持改革開放、發(fā)展經濟，努力有所作為。鄧小平認為，中共能否很好地處理黨際關系并在世界上發(fā)揮作用，關鍵在于國內的發(fā)展。他指出：“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薄爸袊懿荒茼斪“詸嘀髁x、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fā)展戰(zhàn)略。”他強調，“中國自己要穩(wěn)住陣腳”，“自己不要亂，認真地真正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只要這樣搞下去，旗幟不倒，就會有很大影響”。

廣交朋友，爭取合作。針對一些政黨對中共的指責和攻擊，鄧小平表示，在絕不示弱的同時，要積極做工作，盡量爭取朋友。他提出，“我們還是要友好往來，朋友還要交，但心中有數，不亂了自己的方寸，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對那些有意識形態(tài)偏見的政黨和國家，鄧小平強調，“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差別”，“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相處，相互合作”。

根據黨際關系實際情況，按照鄧小平提出的有關方針，中共高度重視按照黨際關系四項原則推進對外工作，更加注重求同存異和相互合作。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強調：“我們將繼續(xù)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同各國政黨建立和發(fā)展友好關系，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增進相互了解和合作?！苯涍^努力，中共對外交往逐漸走出低谷。

其一，面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困境，努力發(fā)展同各國共產黨的關系。中共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友誼，相繼與老撾人民革命黨、越南共產黨實現關系正?；?，中朝兩黨傳統(tǒng)友誼繼續(xù)發(fā)展，中古兩黨關系不斷深化。同時，按照“講清原則立場、不咎既往、注重團結”的精神，通過各種方式向歐洲國家共產黨做解釋說明工作，與歐洲大部分共產黨的關系很快恢復正常。中共與各國共產黨關系的發(fā)展，捍衛(wèi)了社會主義，推動國際共運繼續(xù)前進。

其二，面對蘇東各國政黨政治復雜多變的形勢，積極、穩(wěn)妥、有序地同這些國家的各類新老政黨建立和發(fā)展關系。中共積極與各國原執(zhí)政黨建立聯絡或重建關系，隨后又把交往面擴展到新建或改建的左翼政黨，其間還與一些中左翼和中右翼政黨開展交往，填補了因劇變造成的政黨交往空白，也對國家關系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針對多黨制對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沖擊，中共積極主動而又慎重穩(wěn)妥地開展政黨外交，通過派團出訪和邀請來華訪問等方式，向各國主要政黨介紹中國在處理改革、發(fā)展等問題上的立場，贏得了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其三，面對西方國家的“制裁”及其政黨對中共的指責，努力把“危機”變成“機遇”。中共貫徹“堅持原則，利用矛盾，廣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指導方針，從國家總體外交的大局出發(fā)，積極做日本、西歐等發(fā)達國家政黨的工作。同時，基于“僅有政府關系而無黨的關系，國家關系是不完整的”這一認識，中共還全面發(fā)展同周邊國家民族主義政黨的關系。這對于中國打破西方“制裁”和營造穩(wěn)定的周邊環(huán)境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開創(chuàng)了同各類政黨交往的新局面。

四、結 語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鄧小平是中共對外工作的主要決策者。他準確把握時代特征和世界發(fā)展大勢，根據國內建設需要，對黨與黨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一系列新的理論闡述，在中共黨史上第一次比較全面、完整地論述了黨際關系問題，形成了有關建立新型黨際關系的思想。這一思想奠定了新時期中共對外工作的理論基礎，是處理同各國政黨關系的基本指導思想和方針，為中共對外交往和國際共運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一，實現了中共對外交往指導方針的撥亂反正?！拔幕蟾锩苯Y束后，鄧小平對黨際交往的歷史進行反思，徹底摒棄“支左反修”方針，提出不計前嫌、一切向前看，并按照時代要求，從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大局出發(fā)，主動與一些國家共產黨恢復和調整關系。在其推動下，中共恢復了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共產黨、工人黨的傳統(tǒng)關系。這是鄧小平對國際共運的歷史性貢獻，對解放思想、沿著正確的方向深入總結國際共運歷史經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指導意義。

第二，實現了中共對外交往原則由“以我劃線”“以蘇劃線”向建立新型黨際關系的轉變。鄧小平認為，黨與黨之間應該完全平等、相互尊重，要建立新型黨際關系，即“新的、健康的友好關系”。根據這一思想，中共中央提出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fā)展同各國政黨的關系。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創(chuàng)立是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是馬克思主義黨際關系理論中國化的一項偉大成果。

第三，實現了中共對外交往對象由共產黨向各類政黨及民間組織的轉變。80年代，鄧小平明確提出，意識形態(tài)差異不應成為建立新型黨際關系的障礙。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共擴大了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應用范圍，使其成為與外國政黨發(fā)展關系的普遍原則，進而據此與各種不同性質的政黨及組織建立了聯系。至1991年，中共同116個國家的272個政黨保持著各種形式的聯系和交流。同外國政黨的交往也日趨頻繁和活躍，不斷向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深層次的方向發(fā)展。據統(tǒng)計，1977年至1992年，中共接待外國政黨來訪團組3679批、17407人，來自138個國家和地區(qū)；派出團組710批、4468人，訪問了110個國家和地區(qū)。鄧小平有關不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的思想為中共與世界各類政黨發(fā)展友好關系開辟了廣闊道路，為在黨際關系中最大限度排除意識形態(tài)因素障礙、維護國家根本利益，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實現了中共對外交往目標由“支援世界革命”向為國內建設創(chuàng)造和平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的轉變。鄧小平強調，要把黨和黨的關系同國家之間的關系區(qū)別開來，黨的關系不應影響國家關系的發(fā)展，要從國家自身戰(zhàn)略利益出發(fā)開展黨的對外工作。在鄧小平對外黨際關系思想指導下，中共中央提出，黨的對外工作要為經濟建設服務，黨際關系應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服從和服務于國家關系的發(fā)展，并解決了一度存在的黨際關系與國家關系錯位問題，例如妥善處理了與東南亞國家及其共產黨的關系。

第五，實現了中共對外交往工作的歷史性跨越。鄧小平始終認為，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發(fā)展生產力，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于資本主義制度。面對冷戰(zhàn)后國際共運處于低潮的現實，中共中央不搞公開爭論和論戰(zhàn)，堅持改革開放，廣交朋友，積極發(fā)展同各類新老政黨的關系。中共對外工作很快度過暫時困難，進入全面開拓的新階段。與此同時，鄧小平強調，要堅定理想信念，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堅信：“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

2014年，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鄧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夠為祖國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冊的功勛，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國的發(fā)展大勢，深刻了解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國發(fā)展的歷史規(guī)律，緊緊依靠黨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偉業(yè)?！备母镩_放新時期鄧小平的對外黨際關系思想及其為中共對外交往歷史性調整作出的重大貢獻，正是這一歷史性偉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書寫了中共黨史百年輝煌的華彩篇章。

（作者：孫艷玲，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